“既要做学术研究，也要做资政研究”

——专访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、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屈茂辉

　　屈茂辉声音变得低沉，连日来的奔波和忙碌，让他开始咳嗽起来。他倒上一杯开水，冲了一包感冒冲剂，喝了几大口。

　　不久前，这位知名的民商法领域专家，刚刚接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一职。

　　湖南大学法学院发祥于清朝光绪年间，曾是近代全国法学教育的重镇之一。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大调整，湖南大学成为一所著名的工科院校。随着历史沿革，湖南大学法学院在2000年复建，此后几任院长，无不承载着学院复兴之梦。

　　6月27日，屈茂辉带领学院主要成员，与湖南大学校领导共赴北京举办“腐败预防与惩治”高峰论坛。此前，屈茂辉任法学院党委书记一职，这是他第一次以院长的身份主持大型学术活动。

　　随着此次高峰论坛的举行，国内首个反腐败协同创新中心——湖南大学腐败预防与惩治协同创新中心正式成立。会议上，屈茂辉主持了合作签约仪式。

　　7月1日，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在湖南大学对屈茂辉教授进行了专访。采访进行时，他的办公室频繁地有人进出，电话此起彼伏。

　　“目前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在最短时间内理顺法学院的工作。”屈茂辉说。

　　“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”

　　记者：您是湖南民商法学界的领军人物，但是给人的感觉您一直以来都比较低调。

　　屈茂辉：惭愧，我本身是做学问的，基本上都不跨学科参加活动，都是在本学科参加活动。我的博士后导师王家福老师曾两次进中南海给领导讲课，包括依法治国、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等等。他对我讲，国家更需要扎扎实实做研究、能够让法律制度一点一点发展的学者。

　　学界光有批判不行，还需要大批的学者来建设。怎么建设？就在各自的研究领域，一个制度一个制度地完善，这样，慢慢地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就完善了。

　　记者：刚刚去世的王保树老师也跟您有很多的交集（6月22日，著名法学家、民商法学泰斗王保树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5岁）。

　　屈茂辉：王老师在民商法这一块对我们学院的支持很大，对我个人也很关照，我很感恩。

　　当年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没分家之前，王保树老师是民法经济法研究会秘书长。后来研究会分成了民法研究会、商法研究会、经济法研究会，他担任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会长很长一段时间。我那时候申请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议，王保树老师给了很大的支持。1995年在海口举行的民法经济法年会上，王保树老师给了我参会的通知，在会上，我和现在烟台大学的校长房绍坤教授都获得了二等奖，当时一等奖空缺。

　　记者：您是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，并且担任湖南省法学会民商法研究会会长，您对于省法学会及民商法研究会的建设工作是怎么考虑的？

　　屈茂辉：这是我第二任省法学会副会长。我认为，搞好法学会工作的关键在于组织协调，以及对地方法学会工作的认识和投入。法学会作为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桥梁，就是把两者联系起来，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。

　　湖南省的民法、商法研究会是合在一起的。在地方上，过于细分的专业学会，其实效果并不好，因为从事相关专业的人数有限。湖南省现在有26个法律院系，民商法是法学专业的基础课程。我们的想法是，通过研究会这个平台，让理论工作者、实务工作者能够更好地开展交流，让全省的法律院系的民商法教师都能够联系起来。每次全国性的会议大概两三百人参加，意味着一个省就是10来个名额，如果全部都是教授去，年轻人就没有什么机会。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为了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。

　　我们每年都组织学术研讨会，通过这个平台推出年轻人，给年轻人机会。我们民商法研究会每年都设青年优秀论文奖，奖励的人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

　　“做一天和尚撞响一天钟”

　　记者：作为知名学者，您如何在管理职务和学术身份之间取得平衡？

　　屈茂辉：学术永远是我内心的追求。我的座右铭是：做一点真学问，育几名栋梁才。这是我当年在北京读博士期间的感悟。

　　在学院广大教职工和学校党委的信任下，我担任了法学院院长的职务。我想的是“做一天和尚撞响一天钟”。当院长对我的学术精力肯定有影响，但学院的院长还是不能脱离学术的。我认为，院长是暂时的，学术是永恒的。学院的管理靠制度。学院的制度，就是规矩，也是“广义的法”，大家都能遵守规则，学院就好办了。

　　作为院长，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积极地去拓展办学资源。一个地方的社会发展要好好地依靠高等教育，大学是地方的名片。它一方面能够汇聚大量的优秀人才，同时也能提供一个地方的精神象征。

　　作为一个学院的院长，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教育家，但是目标要成为一个教育家。如此，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发展，学院才能办好。

　　记者：在您研究的民商法领域，有哪些问题目前是亟须解决的？

　　 屈茂辉：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民法典的编纂。民法典最终还是要靠学术界来推动的。目前编纂工作的时间点和路线图还是不清晰，比如民法总则，现在好几个单位都在组织起草，但理论研究不深入，欠缺清晰系统的理论支持，很难起草出有中国特色的民法总则。

　　我们在立法上一直以来有个通常做法，争议很大的不立。那么，立下来的就是一些很难满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“骨感”制度。比如《物权法》当中的非典型担保、取得时效制度等。当时制定《物权法》时，主事者认为取得时效要放在民法总则的时效制度里面，现在着手制定总则了，要不要取得时效呢？主事者又说这是《物权法》的问题，总则不管。果真这样，我们的民法总则就空了。

　　当年制定《物权法》时，很多人对它赋予了过多的价值期盼。其实，物权法是民法的分支，主要是确立财产的归属关系和利用关系的规则，属于民事基本制度。这些制度尽管有各自国家的国情，但主要制度和规则都具有共同性。如果过于强调国情的特殊性，完全不顾法律制度自身的规律性，这样的法律很难说就是一部高质量的良法。

　　记者：面对这些情况，法学家应该有何作为呢？

　　屈茂辉：谈到这里，我们要呼吁法学家更多地参与党和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讨论，否则，一开始不发表意见，等中央政策制定出来了就不好办了。

　　比如，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中就有“承包经营权抵押、担保权能”，从法学上讲，抵押、担保两个词不能并列使用！再如，去年修改的《行政诉讼法》第12条第七项中提出了“农村土地经营权”，按照《物权法》第5条的规定，“物权的种类和内容，由法律规定”，《行政诉讼法》能“法定物权”吗？这就涉及我们法学家对国家重大政策和法律制定的参与问题。

　　我国的法学家既要做学术研究，也要做资政研究，学以致用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。

　　现在中国整个学术界，特别像法学这样的社会科学，应该更关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。

　　客观而论，我们很多法学老师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变。当然，实现这种转变对很多老师可能会有阵痛，很多人不习惯这种问题导向的方式。其实，国际上都是这种趋势。

　　学术研究是自由的，这一点我们从来都是鼓励的。但从我们法学院整个布局来说，我们需要形成学院的特色和优势，按照这种特色和优势来组织科学研究。自由探索当然也是允许的，但学院鼓励和大力支持的还是这种特色和优势研究。我们会根据学校和学院的实际状况，来组织开展一些重点方向领域的研究。

　　建设中国新型智库

　　记者：按照您的思路，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湖南大学要推出腐败预防与惩治协同创新中心。

　　屈茂辉：是的。学术研究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，才能慢慢的形成优势学科和优势方向。大家都知道的一种理论叫“杂交优势”，学科交叉才能形成新的优势。我们不排除你在传统学科里的研究，但只有形成交叉学科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。也许正是这样，国家在继985工程、211工程之后，又提出了2011计划，即“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”。

　　我们学校有关部门做过一项研究，结果表明跟我们学校实力差不多的学校比较，人家为什么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，就是因为交叉学科优势。

　　我们认为腐败预防与惩治是国家的一个重大需求，我们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的。

　　廉政研究，本身就是学科交叉。反腐的主干学科就是法学，还涉及政治学、管理学等等。从学院来说，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协同创新中心，创新一些新的机制，除了协同外校的一些单位之外，也在校内实现协同。

　　如果按照传统的方法去做，湖南大学法学院再过二三十年也很难超过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。但是我们在特色的学科领域里面，我们只要做好那么一两个特色优势方向就可以了。从战略的决策来说就应该是这样的。

　　记者：腐败预防与惩治协同创新中心下一步的推进计划是什么呢？

　　 屈茂辉：我们是牵头的单位，所以要把工作做实。首先要把理事会建立起来，同时把办事机构比如秘书处的人员充实。学院内，我们依托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、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，同时通过几个协同的单位，把专家学者联合起来，打破单位之间的人才壁垒。

　　我们学校里面廉政研究的队伍还是很有实力的。为什么我们当时举大旗的时候，其他有关知名高校为什么愿意呢？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做了一些实事。

　　其次，我们要推进的常规性工作，比如要办好网站等，要出《要报》，提供建议给党和国家的相关机构和相关实务部门。

　　我们还将开展持续性的讨论会、交流活动，建立学术委员会，确立具体的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。

　　我们在分中心的建设过程当中，需要在体制建设上创新，分清权利和义务，不能搞“摊大饼”，要充分各协同单位之间的优势。

　　未来我们的目标更主要的还是新型智库建设，研究中国的疑难问题，为中国腐败预防与惩治制度建设服务。